193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一辆黄包车戛然停在西安北大街的幼稚园门前。一位身着旗袍，妆容时尚的“小姐”从中缓步下车。她手提一只小巧的皮箱，声称前来寻找徐老师。
“李鹤，你怎会至此？”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正是江青。
江青表明意图：欲赴延安
徐明清与江青安顿好行囊后，两人开始亲切交谈。徐明清关切地询问江青：“你现在还频繁参与电影拍摄吗？”
“唉……”江青长叹一声。“自‘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城陷入了一片动荡与不安之中，哪里还有心思去观赏电影呢？眼见电影市场持续低迷，我在此地亦无所事事，只得闲置度日。”
“你打算怎么办？”徐明清追问。
江青终于道明了她的真实意图：“一冰，说实话，我此行至西安，实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协助。”纵然徐明清的名字已被一冰更改为徐明，江青依旧沿用她心中的旧称，唤她为一冰。
“帮什么忙？”徐明清问。
“我心怀向往，希望能赴延安深造，恳请您为我牵线搭桥，助我踏入那片神圣的土地。”江青如此恳切地表达道。
中年时的徐明清
徐明清深知，在那个年代，众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以及一群热血青年，不畏国民党严密的封锁，跋山涉水，远赴延安，寻求真理之光。然而，江青当时心系延安之行，或许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但无论如何，她始终被视为一位怀揣光明与进步理想的青年。
“您是否带来了从上海党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徐明清询问道。她所指的介绍信，正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官方介绍信。
江青轻轻摇了摇头，回应道：“有你在此，定能想出对策。”
黄敬延安之行影响江青
“小俞去过延安？”江青问徐明清。
“没错，我听说他在五月时曾赴延安参加过一次会议。”徐明清回应道。
此时，俞启威已更名为黄敬。江青对他的动态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尽管她在上海演艺界的日子风波不断，流言四起，但她的心底对黄敬依旧保留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黄敬曾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2月，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离任，柯敬史（即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与陈伯达共同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运作。
不久，黄敬再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正式通知，要求他以苏区代表的身份前往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此次会议的预定时间为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与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亦称海伦·斯诺）一同踏上了从北平前往延安的旅程。在与斯诺夫人交谈中，黄敬透露，中共中央将在延安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会议，届时，中共的各位领导人将悉数出席。若斯诺夫人能与他同行至延安，便有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一睹众位领导人的风采。须知，这些领导人平日里多被封锁线分隔，相距遥远，能齐聚一堂实属不易。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随黄敬及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并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一同，乘坐火车从北平出发，前往西安。
抵达西安之际，斯诺夫人于4月23日深夜毅然跃出西京招待所的窗户，巧妙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与黄敬一同悄然离城。随后，他们于4月30日抵达了延安。5月2日，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苏区代表大会。而到了5月20日，黄敬则离开了延安，重返北平。
徐明清原本揣测，江青赴延安或许另有深意，却未曾料想，竟是一次黄敬的延安之旅，对她产生了不浅的影响。
博古同意江青赴延安。
鉴于江青未能提供组织出具的证明文件，徐明清便询问她：“你能否出示其他能够证明你身份的凭证？”
江青轻轻打开那小巧的皮箱，从中取出了一本精心收藏的影集，语气坚定地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见证我的真实身份。”
徐明清轻翻过她的影集，其中收录了她参演的众多进步话剧与电影的珍贵剧照，诸如《娜拉》与《王老五》等。这些照片清晰地昭示了她身为一位进步青年的坚定信念，因而她渴望前往延安的决定也就显得格外令人理解。
徐明清收起江青的影集，安抚道：“请稍安勿躁。”他承诺将情况上报至上级部门，并请她耐心等待组织的裁决。
不日，徐明清向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危拱之详细禀报了江青的近况及其所提出的要求。危拱之对此表示，可以将江青引至办事处进行面谈。
徐明清与江青同乘一辆黄包车，抵达了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抵达办事处后，徐明清便将江青引见给了正在此处办公的邓颖超大姐。
江青虔诚地将她的“影集”呈上，邓颖超一边翻阅着影集，一边细致地端详着江青，轻声说道：“你就是那位闻名遐迩的上海电影明星，蓝苹女士吧！”
博古
邓颖超接着说道：“此事由博古同志（秦邦宪）负责处理，恰巧他今日不在场，你们可将影集暂留于此，待他回来后，请于近日再来取。”
江青两天后独自出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归家之际，她向徐明清透露：“博古同志与我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我向他详尽地陈述了自己的境遇。提及小俞（黄敬）之事，他便应允了。”
不久后，江青便迁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顿下来。
7月的尾声，江青乘坐着黄包车抵达了幼稚园。她脸上洋溢着喜悦，对徐明清说道：“一冰，博古同志已告知我，我们将于明日启程前往延安！”
江青事后回忆，她乘坐一辆运送大米的卡车自西安启程，行至半途，突遇大雨滂沱，道路阻断，等待数日仍无法通行。无奈之下，她只得转而骑马前行，历经艰辛，最终抵达距延安南部80公里的洛川。恰逢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于彼处召开会议。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
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抵达延安之后，江青被安置于延安第三招待所暂时居住。在登记时，她摒弃了曾经的艺名“蓝苹”，转而选择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名字——“江青”。对此，有人作出两种解读：一是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是源自唐代名句：“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按组织要求为江青提供证明材料。
徐明清抵达延安不久，江青便前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探望了她。组织上曾派遣江青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以对其能力进行考验。调查归来后，江青曾向徐明清吟诵一首时下流行的打油诗：“陕北胜地，小米煮汤，蚊虫虱子称王”。此诗生动描绘了延安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江青自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农村接受锻炼，并成功通过了考验，其表现堪称出色。
后来，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介绍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进一步审查。
昔日，中央组织部旨在核实江青的党籍状况，故而恳请曾与之有所往来的同志们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该组织曾寻访徐明清等同志，嘱托他们各自提供证明江青党籍的材料。徐明清坦言，她便是当时被委以重任、协助撰写江青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她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份材料被纳入江青的个人档案之中。谁料想，三十三年后，它竟变身成为指控徐明清庇护江青非法潜入延安、进而混入党内的关键证据，致使她无辜遭受了长达两年的牢狱之灾。
江青在延安成功恢复了她的党籍，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徐明清回忆道，江青抵达延安后，在提交的入党材料中明确指出黄敬为其入党介绍人。据此，党组织通过秘密交通线发送信函，向黄敬核实情况。黄敬随即提供了证明材料，证实江青确实是通过他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为江青入党初期的首要权威证明人，黄敬当时身为党内高级干部，他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无疑具有极高的分量和极强的说服力。
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审查，得益于黄敬出具的证明，江青的党籍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此后，她于1937年11月顺利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深造。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做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回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在向组织阐述的情况，与之前她为江青所撰写的证明文件内容相仿。然而，她仍旧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谈及了自己所听闻的江青在上海期间那段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点滴。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党校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了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比较多，在饭桌上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叶子龙当年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事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而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被请之列。
徐明清与王观澜中年时
徐明清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个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有关资料记载那天是1938年的11月20日。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去毛泽东住处的路上，他们还见到了一些被炸死的人的尸体。
毛泽东没有在“合作社”摆席，而是在他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里，请了一位大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岁月流转，当我们试图从徐明清口中探寻关于用餐的更多细节时，她却遗憾地表示，那些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不清。